两条腿卖2个亿他凭什么被爱?

翠华楼老板侯成庚带着外孙一早来看望常玉,手敲酸了也没人应门,他心下一紧,赶忙找管理员拿钥匙。

门才开一半,刺鼻的瓦斯味扑面而来——常玉已经在睡梦中离世,胸口还放着一本书。

离开的前一晚,他才刚用厚纸板做了一个盒子来遮盖不久前受伤的脚踝,防止睡觉时碰到伤口。

可时代变心很快。两年前,他的《曲腿裸女》以近2亿港币落槌,刷新华人油画的最高成交价。

发现他是个搞艺术的好苗子,高兴地搓手搓脚,连夜把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赵熙请到家里手把手教学。

常玉的父亲是四川当地有名的画师,每天跟在父亲后面左看右看,他知道自己总会成为艺术家。

民国初年,还在日本深习“艺术情调”的常玉,偶然间得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国内高举“科学与美术”的大旗,一人撑起“绵薄之力”企图救中国。

蔡元培这一枪打得很响,一下把常玉远远打去巴黎。同行的,还有当时一心与写实主义“死磕”的徐悲鸿。

钱来得太容易。刚去巴黎的几年,家款一到就花得一个字儿不剩,穷得啃干面包,喝自来水度日。

撑不下去就找八方好友接济,几十万的欠条打出一堆,等家款到了再还,随即又挥霍一空。偶然卖掉一幅画作,也要马上请朋友去最贵最好的餐厅,大吃一顿才罢休。

20年代的巴黎是金色的,路上随便一块招牌掉下来,也能砸中几个艺术家。当时巴黎街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告诉我你在哪里吃饭,我就知道你属于哪个画派。

骨子里的自由让常玉第一时间就融入了巴黎浪漫又疯狂的生活。八九天不刮胡子,衣服没有发烂发臭坚决不换。裤子往上一提,右脚不见袜子的情况常有。

他放弃了名校进修的资格,整日整日泡在咖啡馆,一双眼睛追随路边美人溜达,灵感来了就拿空白信封速写一张。

好几次一幅线稿画完,就有人围过来要抢着买,他不肯拿画换钱,总是转手送人。

常玉习惯拿毛笔画素描,而且速度极快。落款时趁颜料未干,迅速用笔刮出一个“玉”字,再用框框住,既像国画中的印章,又仿佛“国”字,下面签上法文名字San Yu。

直到常玉去世很多年后,巴黎坊间还有关于他的传说:西方人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线条。

当徐悲鸿饿出胃病练习基本功时,常玉却穿着考究,和美丽的法国女友坐在圆顶咖啡馆讨论蒙巴纳斯的气温会不会比枫丹白露高那么几度。

说起这件事他很得意:“在巴黎,我随便问一个衣服顶漂亮,脖子搽得顶香的姑娘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

有次徐前往画室参观,刚一进门就嘲他沙发破旧。常玉微微一笑:“别看低我这张弹簧早经追悼了的沙发,这上面落坐过至少一二百个当得起美字的女人。”

花钱如流水的贵公子常玉,就算再没钱,也要请几个笑起来亮晶晶的裸女来家里坐坐。

“我就不能一天没有一个精光的女人耽在我的面前供养,安慰,喂饱我的‘眼淫’。”他拿罗丹自比,只因为他们房子里老有剥光了的女人。

一个、两个……最多的时候有五个,她们并排躺在那张破沙发上,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

“大量丰满、肉感的女体,多用中国毛笔勾边,水彩颜料渲染,处处可见中式审美中的留白。女性的大腿被不合理地夸张,肉的体积感壮硕如山倒,带着喷发的温度,向观者扑面而来,气势汹汹。“

后代艺术评论员们想了半天也没有更好听的名字,索性称它为常玉的“粉色时期”。

回看这一时期常玉画里出现的粉红,总有点悠悠荡荡的可爱。它更接近中国民间消失了很久的一种粉红,也像杜甫在唐诗“露冷莲房坠纷红”里所描绘的样子。

谁要说一句“哪个风格最流行”,常玉就偏不画。画完仍旧转手送人,没拿画挣过一分钱。

如此不食人间烟火的常玉,成功引起了巴黎大收藏家-侯谢的注意。听闻有这么一位风格清奇的东方公子,他欢喜得不行,在日记里大夸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要起步”。

常玉每天扎堆在大艺术家的人脉圈里,朋友圈随便揪出一个都是毕加索、马蒂斯这样的大人物,哪家画廊要是有一两幅常玉的作品,就算是走在艺术圈的潮流前线上了。

画室里,落地玻璃窗从屋头延伸至屋尾,看起来就很有钱。他巡视一圈,唯独对厨房里满满一排常玉亲手做的四川调味料,印象深刻。

那天中饭,常玉下厨做了“一盘炒腰花、一大碗牛肚和猪脚炖的浓汤、泡菜、干烤的糖酥饼”来招待这位伯乐朋友,饱餐后的侯谢,用“实在好吃”四个字完成了厨艺认证。

两人你来我往,胜似兄弟。常玉不改大手大脚的个性,把兜里的钱花得一分不剩,再给候谢写信:“现在我口袋里只剩下不到十块法郎。”

一些合作的出版社,也常常被常玉放鸽子。不过,他断定侯谢永远会为自己兜底。

两人的关系,终于以侯谢一句“好像我们彼此都要多占对方一点便宜”, 宣告决裂。

繁华之后的荒凉来得迅猛,最要好的大哥离世令常玉一蹶不振。只是他依旧对钱没有概念,常常是吃了上顿才想起下顿。

前脚刚和画商签订合同,后脚就将定金挥霍一空,到了交画的日子却什么都交不出来。

后来出版商体恤他没有钱买材料,给他送去铜版。常玉又以没有工具为由拖了很长一段时间。

最后等到实在需要钱,他才想出一个办法,找来一把旧修脚刀,扣扣索索交了插图,没想到大受欢迎。

苦讯来得很快。二战爆发,炸弹掉在屋顶上,常玉也成功跨入连“烧菜的油都买不起”的日子。

他只当无事发生,一个人躲在家里研究一种叫“乒乓网球”的运动:用一只类似羽毛球的球拍来击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在室内和室外进行皆可进行。

有一次实在饿得不行了,他跑去餐厅端盘子,服务员倒在垃圾桶里得剩菜,他左看右看偷偷捡来吃。

他陆陆续续打过几次零工,做过陶艺也搬过水泥,可对艺术和肚子,还得是分类讨论。

有人慕名前来想买他的画,他宁可送人也不肯卖。找上门来的画商,他以“我不喜欢你的长相,不想让我的画和你待在一起”为由,给人吃了闭门羹。

对于一个还没红透半边天就被生活逼到墙角的落魄画家,这三条规矩显然有些重了,一并劝退了很多人。

那个年代巴黎男人很少穿红衬衣,常玉老是穿着一袭红衣走在巴黎战后的街头,晃晃荡荡,和城市的碎片待在一起,像个居无定所的浪子……

日子过得真难。德军一夜之间占领巴黎,常玉买不到也买不起绘画材料,他想了个办法,拿油漆替代颜料,用廉价的纤维板或聚合板代替高成本的油画布。

画材粗粝成为了他晚期画作的特点。黑色背景里的白花,会随着时间剥落,像是真实的凋零。

他依然每天和裸女、盆花待在一起。只是,飘逸的线条逐渐被苍凉的金石感线条代替,笔下的女人变得既硬又润,如一枚裹着包浆的田黄。

那些盆景枝叶茂密,花盆却小得不成比例,用的每个颜色都很亮,很满,有种不管不顾的生命力。

如画家吴冠中所说:“乌黑一般的线肯定而明确,入木三分。它不再是迷梦,是一鞭一条痕的沉痛了。”

一年卖三两张小画,常常是不过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直到上灯的时候,才在他那艳丽的垃圾窝里开始工作。

满屋杂乱的画材,墙壁的疙瘩与霉块,除开床和那张弹簧被追悼过的沙发,屋子里就没有其他东西。

徐志摩曾经在自己的《巴黎的鳞爪》写过这样一段:在巴黎一条老闻着鱼腥的小街底头,一所老屋子,顶上一个A字式的尖阁,屋内光线暗惨得怕人。”

但只要每次有朋友过来,他都会亲切地招呼:“你坐坐吧,给你一个垫子,这是全屋子里顶温柔的一样东西。”

曾经有朋友回忆,“如果常玉喜欢你,他会给你名片。然后当你发现所谓的名片,其实是他用过的地铁票或公交车票上,优美的写下名字与电话号码时,他会看着你惊讶的表情得意的笑。”

有个法国人只愿意拿一台旧打印机交换,常玉拒绝了,“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机。”

朋友见他每天靠三个法郎过活,劝他回国当杭州美专教授。可常玉找的理由依旧很“常玉“:“我早上起不来,我起床很晚,我…做不了早操…”

开始画小动物的那一年,常玉太老了,一支笔拿在手里抖上半天硬是下不去。从前翻开书便一目十行,如今必须是低下头去,把眼睛揉一揉,或者是等待一会再来看。

冬天的屋顶漏风漏雨,他拖着不太灵活的身体,拿把梯子想爬上去糊窗户,结果不小心摔下来,昏迷不醒。还是楼下门房救了他,送去医院捡回一条命。

去世前不久,他在一封给好友的信里说,“在经过一生的绘画探索之后,我现在终于懂得如何绘画了。”

好朋友们都来了,常玉心情很好,特意拉朋友席德进去看他画的一面屏风,原来他在背面用小楷写满了金瓶梅的诗句,以及男女之间媾和的私情。

当时的常玉已身无分文,两个老头躲在后面窃窃私语,好像这辈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后来席德进准备返回台湾,他从皮箱子里拿出一件保暖外套交到常玉手里,笑说作为下次见面的暗号。

常玉去世前不久,和好友达昂经常保持着电话联系,他告诉达昂:我开始画一张画。

那是一只极小的象,在一望无垠的沙漠中奔驰,他用手指着那只小象说:“这就是我。”然后嘻嘻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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